百万毕业生残酷竞争，财经专业成了新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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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钟艺璇 徐爽
编辑 | 楚明
在2020年毕业的874万应届生中，超过100万人来自财经相关专业。他们成为就业竞争市场里的庞大群体。这个天生与金钱挂钩的专业大类所囊括的前景、幻想，将很多人吸引进来，是最为炙手可热的专业之一，也是无限竞争的滚动池。
竞争在层层加码，工作价值却在不断下沉。除了极少数人站立在金融就业市场的顶端，一部分在塔中间和塔底无限滚动，剩下将近一半的人则会放弃金融世界，涌向别处。
就算是曾经的幸存者，也开始发现这里和想象的不一样，金融业的光环正在逐渐褪去。
竞争的开始
每周一和周二，都是汪涛最忙的时候。卡在17：20下班，10分钟之内，和恰好在一栋楼里工作的两个“新同学”会合，接着在楼下的便利店随便买块面包，匆忙夹在腋下，一起打车去上MBA的课。
单位里像汪涛这样读MBA的并不多，“因为其他人已经是硕士了”。他在一所头部券商工作，“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同事下班后有多卷”。前段时间，部门一位负责风险管理的领导，70后，突然发朋友圈，“他竟然把法考给过了，我们当时都看傻了”。
汪涛的微信朋友圈里经常有这样的惊喜。又有一个同事过了CFA二级，正在晒自己的电子徽章。“怎么突然又过了一个？”汪涛嘀咕，每年都有同事悄无声息在准备CPA、CFA、FRM等各类证书，只有通过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你小子也在准备这个”。
从理论上说，每年至少有100万人，要投入到汪涛所在的金融世界中。根据教育部《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在2020年毕业的874万应届生中，超过100万人就读的专业与财经相关。
这个天生与金钱挂钩的专业大类所囊括的前景、幻想，将很多人吸引进来，是中国最为炙手可热的专业之一。在很多人的想象里，金融学子折叠在北上广深的高端写字楼里，行走在人生的金字塔尖。
刘彦目前在一家投行担任高级经理，他曾经目睹2015年的股价与房价如何在历史上划下一笔，红色的股市曲线一路冲至顶峰，一夜暴富的神话故事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伴随着对金钱的狂热与向往，与金融有关的专业也一路水涨船高，被列为就业前景最好、毕业薪资最高的专业之一。
“21世纪的前15年，中国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大家发现金融业非常挣钱，许多人吃到了第一只螃蟹。但事实上，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大环境影响下，好多人去报名金融、商科专业，导致毕业生过多，现有的金融体系又逐渐成熟，根本装不下这么多人。”刘彦说。
观察财经毕业生的某个切面，“好学生”似乎是最为普遍的标签。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的调查显示，工商管理和经济学大类下的财经专业，是2007-2016年各地区高考状元最青睐的专业。
但最终能实现想象的，也只能是少数人。
几乎每一个受访者都提到，真正能去符合外界想象的金融圈——诸如投行、券商、基金公司工作的人，无非是国内外顶尖院校毕业的尖子生。如果以金字塔形容财经毕业生的就业态势，极少数人站立在金融就业市场的顶端，一部分在塔中间和塔底无限滚动，几乎一半的人则会放弃金融世界，涌向别的地方。
层层加码的游戏
当数十万应届毕业生涌入金融世界，一个按照学历标价的序列已经暗中排开。
在某家头部券商工作3年多的汪涛，知道公司有自己的排序法则，“应聘者按照学历划分档次，从A到C依次排序，分别对应不同部门的适用资格，第一梯队自然是清北复交了”。
汪涛毕业于一所211财经类院校——在公司名单中属于B类，3年前，他所在的岗位急需扩招，本科学历的汪涛得以通过实习转正，“这种概率非常小，有很多的运气成分在”。当时公司的校招要求必须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社招门槛稍微放宽些，但对工作经验又要求极高。
“几年前我们这里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后台岗位，报名的人意愿不是很高，总体没有太大吸引力。”毕业时，汪涛同时拿到了几家银行的offer，心仪的其他券商岗位，由于学历限制，只能去营业部工作，“想了一下还是算了，我家也没什么关系能找，我也不太善于社交”。
但现在，像汪涛这样的本科生入职的低概率事件彻底变成不可能事件。汪涛有时会负责部门招聘的英语面试环节，在接收简历时，前几年还能看到一些“新鲜”的学校，伴随着部门体系成熟，这一两年的应届生档案名校扎堆，“哥大、人大、复旦，港大，全都是硕士起步”。
2015年，刘彦刚刚从某所知名985高校硕士毕业，彼时金融市场行情正好，用他的话说是撞上了大年。“那时候竞争远没有现在激烈，毕业生没那么多，门槛也没那么高”，而今部门的平均学历已经到达“人均知名985高校硕士”。
“实话说，这两年疫情，对于一些一年制的海归学生来说，如果他们本身没有出过国，只是线上授课，我们对这类学生的评价也会比较低。”他补充道。
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彭继增告诉每日人物，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财经行业热度持续升温，国内的财经院校以及专业设置无法满足彼时的人才需求。此后，各大院校纷纷开设金融财经类专业，但事实证明，如今的金融行业已经处于过热状态。“它的价值被高估了，现在只不过是回归正常，但我们的人才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
2010年到2019年间，银行、证券、基金业新增了约118万人，平均到每年大概13万的就业增量。而近十年，财经类专业的毕业生数量急剧膨胀，近一年就新增100余万人。
越来越多人被卷入同一个竞争池中，在有限的资源体量内，学历成为第一个砝码。211、985、QS排行，硕士、博士，踩在脚下的砝码越叠越高，胜券在握者最终得以跳出水面。
这种危机感的传导源源不断，就算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也在为自己争夺最多的资源。汪涛曾经听一位朋友谈起，北京某银行在招聘之际收到了上百份来自顶尖院校的简历，经过层层淘汰，自然是这些学历顶尖者一揽绝大多数offer，“但结果最后基本没人去，都拿这当保底offer了，事实是总有1%的人可以拿到80%的资源”。
工作后，这条学历挤压的链条依旧没有消失。汪涛所在的部门每隔4年会进行一次职级调整，本科和硕士学历所对应的序列不同，上升渠道也不同。如果一直维持着本科学历状态，“可能以后不会有大级别升职，本科生普遍也不是很受重视，到时候过几年，你会发现自己的工资和一起进来的同事比起来，少很多”。
他开始四处打听MBA的就读条件，并在今年下半年成功入学，2年的学费接近30万。身边的高学历同事尽管没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都在忙着给自己考证。
学历尚且有提升的空间，工科背景的走红则让汪涛倍感压力。“我们有不少岗位现在喜欢招聘工科生，或者有工科背景的，希望员工可以自带编程、算法技能上岗。”公司近期开设了一个绩效分析岗，要求能对基金走势、股票走势进行专业分析，“其实同时具备工科与金融背景的人不算少数，但还要会做绩效，条件就比较严苛了”。在汪涛看来，几乎不可能会有应届生能够符合条件，“除非量身定制”。
对于一大批等待入行的学生而言，实习是学历以外的第二个不可或缺的砝码。赵欢就读于北方某所985高校国际商务本科，今年上半年，她成为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实习生。“无论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就算清北，都要有至少3-4段实习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实习的门槛也在直线上升，赵欢所在的会计事务所，实习生的院校水平基本都是双一流，“如果之前没有任何实习经历的话，也不太容易进”。而一些头部券商的实习要求则直接划定了硕士门槛，在某家券商的实习招聘公告下方，明确写着“需要双985、211或者本硕均为QS前100高校”。
赵欢目前在北京某家私募基金实习，“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精英团队，人均清北硕士，就算是实习，以她的学历来看依旧有些距离。但陈欢的父亲从事财务工作，在圈内有一定的人脉，“否则我基本不可能进来”。
仅仅在6年前，读研期间，刘彦也没有刻意寻找实习，“坦白说那时要求没有那么高，各大公司的体系也没有现在完善，大家没有什么实习意识”。毕业后，他顺其自然地来到一家公司，再跳槽至现在的头部投行，或许在某种层面上，刘彦可以说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现在2000年左右出生的学生，他们的实习积极性都很高，在社交平台上，甚至有高中生问我，如果计划要读金融硕士，该怎么去规划以后的实习？”
社会化“早熟”
当席位的争夺越来越残酷，一些世俗规则开始被摆在桌面中央。
研究生徐励对金融行业的认识，最初是从“破灭”开始的。他在南方的一所双非院校攻读金融工程硕士，一次学校请来国内某家知名投行的负责人开讲座，课后，徐励举手站了起来，“请问老师，贵公司能不能提供一些我们能去的实习岗位？”
对方回应：“不好意思，我不能答应。”但负责人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如果是高净值客户的子女，可以来我们这里实习。”
徐励追问了这个高净值的额度，得到的回答非常惊人，“2亿到3亿”。身旁的同学们已经一片哗然，徐励讪讪坐下，尽管心里已经有设想，“但最初仅仅以为会是百万级别”。
不过在同为投行人的刘彦看来，这难免有夸大之嫌。“高净值是个人(家庭)拥有的可投资净资产1000万以上的收入人群，我猜测这可能是销售部的一个负责人，出于业务需要跟高净值投资人对接。我这个部门就不存在高净值客户，但如果说你能有这种关系的话，我更希望你家里是开厂的，家里有产业，不需要你有多少现金。”
当初出茅庐的学生掉落在金融圈中，巨大的反差令他们无所适从。在不忙的时候，赵欢会四处寻找新的实习机会。曾经在暑期一个实习共享群内，她看到某家证券公司的消费研究岗正在招实习生，试着投递了一下，对方很快联系她过去“认门办入职”。
为了这次“认门”，赵欢向家里一个身形相似的姐姐借了一条布满黑白条纹、无袖设计、盖过膝下的工装裙。到场时，她这身过于正式的工装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赵欢看到，一个女生，穿了一条缎面的、充满设计感与线条感的伞形裙。她双手抱臂，摩挲着自己古板的裙子，跟随着负责人来到HR面前办实习生入职，但一盆冷水迅速泼下，HR部门反馈“她不是研究生，不能走入职程序”。
陈欢和那条工装裙都没有完成彼此的使命，匆匆坐上了回程的地铁。
一些社会化缩影被早早投射到这些年轻的学生身上，这一切的不合理，加入金融的底色后，仿佛又变得合理——毕竟他们的早熟是如此普遍。唯学历、资源，几乎所有人都默认这个规则，而在顺从背后，接受一些人情世故似乎变得理所当然。
在深圳，徐励周边不乏如网传一般“家里有楼”的同学朋友，他把自己简称为“下三层” ——“一家三代都没钱没资源”。在南方一家国有金融集团实习时，他与老总陪同客户应酬，客户问徐励：“你哪个学校毕业的？”他如实回答了，对方此后几乎没再搭理他。
他很快认识到这是一个少数人的游戏。他看到领导谈话时，谈吐间随意提及的数字都是7位数，这种对待资源置换的淡然态度，对自己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他也经常把“资源”挂在嘴边，对一份实习的评价是“是否能让自己获取资源”。
隐性关系与资源的渗透似乎无处不在。一次聚餐中，汪涛的一名同事看似无意地透露业务部的某一大客户与自己关系匪浅。汪涛曾经对这个“难啃”的客户有所耳闻，后来去业务部侧面求证，果然与同事说得相差无几。“我的第一反应甚至有点开心，觉得自己的猜测被验证了，哇，这个人果然是关系户。”
“下沉”的人生
水池另一边，没有砝码的人，正在失去跃出水面的机会。“金融发展已经不可能再重现过去十年的高速，但我们的毕业生是滞后的，有路径依赖的。”刘彦说。
无数人追寻昔日的光辉而来，却只能面对不断“下沉”的人生。徐励本科时曾经跟随学校参访某家大型证券区域分公司，会议室内，西装革履的市场部部长正按照流程介绍公司业务，徐励好奇发问：“如果是一名双非毕业生，甚至是211乃至末流985，想进入这里，应该怎么做？”
“还要继续进修。”徐励至今都认为这是一个高情商的回答。后来，他顺利成为本校的一名研究生，但进修以后，情况并没有发生预想的变化。今年暑假，徐励投递了数百份简历，只收到了3份回复。
他将这3个公司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用A4纸打印好，仔细对比。一家证券公司，提供的实习岗位销售性质比较浓，自己想去更有挑战性的岗位；一家私募基金，公司团队一共6个人，资金规模2000万元，或许平台会有限。徐励选择了最后一家地产金融研究院的投融资岗位，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岗位的竞争比例达到10：1，来自广东以及福建的名校生云集。
挤压一层一层传导，对于双非院校本科生而言，那些憧憬中的金融人，从未在真实印象中出现过。“根本不是我能够得着的”，在今年春招时，北方某双非院校金融工程专业本科生余鑫向银行、证券、保险公司撒网投递简历，最终只通过了几家乡镇银行的笔试，“最坏的结果是总得找份工作，银行也许能保底”。
被“嫌弃”的银行，和它毛细血管一般的密集网点接住了大量财经毕业生。但银行对于应届生而言，或许已经不再是一个光鲜的存在，它成为一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相对于过去的垄断地位，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尤其是外资银行等非国有银行主体的进入，导致银行行业迅速放开，竞争加剧。从另一方面来看，当一个行业不再垄断后，只要有竞争存在，对人的吸引力必然会差一些。”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彭继增说。
余鑫曾在银行实习过一段时间，在他看来，自己每天的工作和金融称不上一点关联，挂在嘴边最多的是“先生，您需要办卡吗？请往那边走”，以及“密码不对吗？请用会员机改一下密码”。
实际上，在券商、银行以及保险公司中，依然存在许多就业机会。但许多普通高校、本科学历的学生从事的基层岗位更多与销售、柜员、后勤挂钩，这与人们想象的金融学子相差甚远。余鑫每投一次简历，证券公司的股票销售岗总能主动打来电话，“要不要来我们这边？”余鑫细问了工作内容，大致又是负责把客户拉入微信群，介绍股票，促成交易后提成。“有个大行情，金融这个行业最缺的就是销售人员，就是理财经理、客户经理、保险销售。”
徐励想留在这个行业，但他也明白，“大的都被吃完了，留给我们的能有什么？是人家不要了，不想要的给你做”。在整个秋招季，几乎所有好岗位，都需要硕士985以及四大财经院校的学历，或毕业于国外QS100院校。徐励不得不接受，自己已经输在了门槛上，如果依旧坚定这行，他需要说服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销售。
更大的迷茫紧裹着保险行业。各大高校的保险专业是一个小而精的存在，这意味着除去广袤分布在各个年龄层的保险销售，在有限的保险市场里，剩余的核心岗位必将面临激烈争夺。
许多毕业生选择考研北上广，争取为数不多的机会，但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张默是西南某所财经院校的保险专业本科生，他曾经在一家寿险的省公司后勤部门实习，发现一些同校的学生在这家寿险的中心支公司做销售。
就算在省公司内，张默也感受到后勤部门“死气沉沉”的味道。在这个部门里，除去他以外，包括总经理在内一共3个员工。两间经理办公室，副经理那间桌椅茶几配套都有，但常年没人，一盆绿植已经耷拉在盆底，彻底枯萎。“我问了他们，这所办公室的确被闲置了。”
工作也比较重复，每天卖了多少保险，这些保险价值多少钱，下达的绩效完成了多少，紧接着做PPT汇报。“我感受不到他们上升的方式是什么，工作比较简单，就是熬到了上面的人走，你就可以上去了。”
竞争在层层加码，工作价值却在下降。一些毕业生触摸到曾经奉为圭臬的行业后，却发现与想象相差甚远。汪涛所在的部门成立时间不长，仍是一个较小的后台部门，“大家的分工都非常明确，每个环节的工作已经制定好了，工作的流水化现象比较严重，有很强的重复性”。大部分情况下，工作的挑战性来源于外界的压力——如果市场或者客户不够合规的话。
尤其在基金会计岗，汪涛不止一次听见同事们抱怨，这份工作没有成就感，“大家好歹都是一路C位过来的人，这样就满意了吗？”这几年部门的发展愈发成熟后，汪涛眼睁睁看它从小部门发展到名校生青睐的地方。同事们聚在一起私下讨论，“工作的性质就那样，岗位又要求学历特别高特别好，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一大批留不住人的情况。”
忙碌缺人的时候，部门也会招一些“便宜”的校招本科生，签订两年制合同，“招完就想着扔了，不知道怎么想的”。
在陈欢所实习的会计事务所，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多数实习生往往在晚上10点左右才能结束自己的工作。陈欢所在的项目组，当时由于碰上年底，正式工被借调，5个实习生在2周时间内，需要顶上一家银行10个省份的客户信用审计。“大概有几百个客户，每个客户平均怎么着也有3-4笔存款，一笔一笔查，有时候公司资料查不到，还需要给客户经理打电话。”
每天上午9点半到公司，平均工作到晚上10点半，陈欢待了一个半月，离开了四大。尽管社交媒体对四大实习的强度与报酬早就颇有微词，但这里从不缺实习生，“名校生一车一车的来，像个工具”。
剩余的人
仅仅是成为工具，对于双非院校学生来说，也是可望不可及的向往。进四大实习曾经也是余鑫的理想，但这简直“太难了”。
在拿到乡镇银行面试机会时，余鑫一直在反问自己，是否真的会喜欢这份工作。他有一个在县城银行工作的表姐，因为父亲是银行的中层，“她爸可以把自己的客户直接给她，我姐的贷款业务能轻松完成，在我们那小地方拿高薪”。
但是余鑫并没有这样一位父亲，他面临的是不会轻松的基层竞争。从最开始报考金融时，这就不是一个余鑫喜欢的专业，“只是我家里人觉得它好就业”，实习也是打发时间。而现在这个曾经最大的优势，反而变成困境。越来越多的人涌向金融，卷无可卷。
麦可思数据显示，每年毕业于财经专业的大学生100余万人，有百分之六十的人从事相关行业，剩余的人去了哪里？
余鑫放弃了所有的银行面试机会，将目光投向互联网。他平时喜欢研究游戏，并在今年4月份顺利谋得一份游戏策划的工作。他身边的同学也极少真正扑向金融行业，多数回家考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有一些做了实业的销售。
注定有一半以上的人，在人生的刚开始，就要放弃金融财经这个行业。而这种选择从客观来看，并非是逃避，更多则是知难而退。陈欢的一个朋友，某中部财经院校的研究生，借助中间人得到了一次面对投资公司董事长的机会，董事长却告诉他，“以你的学历，进我们公司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你去考公务员吧。”
就算是曾经的幸存者，也开始发现这里和想象的不一样，金融业的光环正在逐渐褪去。汪涛在券商的工作加班成风，一周在单位的工作时长超过80小时，如果算上在家的额外工作时间，可能会几近90小时。身边临近中年的同事，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很累”，他们必须在事业与家庭中做出选择，“如果要以事业为重的话，只能牺牲另一方来带孩子”。
有些人直接选择离开。除去加班文化以外，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困惑开始慢慢露出水面。汪涛所在部门的两个应届生待了1个月不到，甚至连试用期都没过，主动辞职离开了这里。和他们一起走的，还有一名工作几年的同事，离职回家开了一家猫舍。
他们同样是名校毕业，又都是基金会计岗，“但这里的工作是现成的、简单的、有规则的，只要他们做苦力就行，可能忍受不了了吧”。
但汪涛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他的MBA群聊里，每天刷屏着各类焦虑，有来自70后的中年危机，也有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人担忧工作前景。他感觉自己被锁死在了一个恒温层里，“读完MBA以后，专业技能提升完了，我还拿什么去卷？
数据参考：
综合教育部《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麦克斯数据以及新财富报道。（文中除了彭继增以外，其余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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